所谓晚清官书局，指同光时期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治中兴名臣开其端，诸省督抚大吏倡其行或承其绪，职业经理人（提调）和校勘专家（总纂和分校者）、刻工落其实，自下而上并受到清廷认可或饬办的官办书籍出版机构。晚清官书局刻书总体上被誉为底本精良、校勘审慎、售价低廉，为维护晚清文化秩序、振兴文教、传承文脉做出了突出贡献，其刊刻的书籍常被称为“局本”。它的对象和范围包括：晚清同光时期，地方督抚大员、官绅倡行或设立的诸省书局以及翻译馆、编译书局等地方性官办出版机构。目前学界所研究的晚清官书局现象，主要集中于同光时代兴起的“地方官书局”，包括以校勘、刊刻传统经、史、子、集等国学（旧学）书籍为主的传统地方官书局和以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为主的新式地方官书局（如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江楚编译局等出版机构）。它集校勘、刻书、印制、销售发行于一体，有着明确的底本选取和刊刻思想、出版原则或宗旨，固定的校勘人员和刻工，相对稳定的经费筹集渠道和销售渠道，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基本特征，系“具有真正意义的地方官办出版机构，在古代出版史上堪称一次重要的制度变革。”本文所讨论的30家晚清时期的传统地方官书局（不包括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江楚编译局等编译刊书机构），竞相延聘群儒，校勘群籍。及至甲午战争之后的近代民营出版业崛起之前，晚清地方官书局校勘群籍、中学与西学并重，刊书流布之富，校勘之精、影响之大，成为1860-1900年代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主流。
展开剩余93%目前有少量关于晚清官书局现象的研究成果问世，如邓文锋的《晚清官书局述论稿》、吴瑞秀的《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等专著，梅宪华的《晚清的官书局》、王晓霞的《晚清官书局三则问题考略》等论文，但这些研究文献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野比较局限，没有把晚清官书局兴盛现象放到晚清以来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中，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晚清地方官书局现象的成果更是付之阙如；二是研究模式单一化，沿用传统治史方法，局限于“产生-发展-兴盛-消亡”的历时性线性思维模式，缺乏共时性的综合考察。本文力图克服前人成果的研究局限性，把晚清传统地方官书局兴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并以湖北崇文书局为重点考察对象，探析晚清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化理念。
晚清传统地方官书局以维护孔孟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正统文化意识形态、传儒家先哲之精蕴、振兴文教、传承文脉、巩固传统文化统治秩序为出版宗旨或总体指导思想，其主要出版文化理念体现在：一是选题理念，其文化表征在于其以程朱理学为宗的经学出书品种、考据之学出书品种与严谨的校勘风气中，在尊崇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兼采宋学；同时，晚清地方官书局出版传统儒学、经史子集书籍，重在传承文化、振兴文教、经世致用；二是校勘理念，以“求善而刻，考证宜确”为文化理想和追求；三是刊刻理念，强调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四是经营理念，树立出版品牌，以流传为本，以书养书，平值售书。按购买力水平对消费者进行分层，同种刻本书选用不同的纸张，采用不同的定价策略，以廉价惠及寒门士子和书院学子，使之有书可读；强调“平值售书”，嘉惠学林。晚清时期，由于地方文化传统和文化基础、文化特色不同，不同省域的传统地方官书局具有自己的出版文化理念和文化特色。比如，武昌地处中部内陆城市，扼长江上游之津关，挽东南诸省之枢纽，长期受荆楚、湖湘文化浸洇，素有程朱理学之学术风气和读书入仕、耕读传家的社会文化风气，且有开明洋务派封疆大吏如胡林翼、李鸿章、李瀚章、张之洞、曾国荃、端方等官员的文化支持与经费襄助，他们甚至亲自参与校勘刻书。湖北崇文书局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中，尤其在地方督抚大员支持和主持者胡凤丹提调的开拓耕耘下，形成了自己的出版文化理念与特色。
一、选题理念：宋汉兼采，经世致用
19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出现了尊崇程朱理学、经世致用的倾向，这种经世学派注重“入世”和“实务”，反映了儒家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想，一方面，它反对“阳明心学”的玄学思辨，反对空疏之风；另一方面，它轻视埋头书斋中的校勘学问——考据之学，认为它迂腐而无用。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内忧外患社会背景中，一些文人志士更关注现实问题，强调经世致用的重要性，以刘逢禄、魏源、林则徐、龚自珍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大臣的学术取向，及之后他们所创立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化理念。这些开明的洋务大臣以程朱理学和经世致用书籍的校勘刊刻为要旨，以考据之学的治学方法为校勘质量保障，在出版理念和校勘实践中，以理学经籍为本，宋学、汉学兼采，振兴文教，经世致用。
（一）理学为本体，汉学为方法，宋汉兼采
清初确立的程朱理学正统文化统治地位，经历乾嘉时期汉学日盛的百年沉寂后，至咸同年间再度复兴。咸丰帝即位不久，重申“经正民行”的文化统治要义，并令各省督抚、学政转饬地方官、各学教官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钦定满汉文大学衍义》等理学书籍为课读讲习之要，使之家喻户晓。在清廷支持下，倡行设立地方官书局的督抚要员多为理学儒士，他们把“各代理学家的著作为编刊首选。一时间,《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大学衍义》、《四书章句集注》等理学著作大量出版,广为流传。”咸、同、光时期，除寓居于湖北的胡林翼、李鸿章、李瀚章、张之洞、胡凤丹等理学疆吏官宦外，亦有本省籍名儒洪汝奎、万解全、宋鼎、邹金栗、冯礼藩、黄嗣东等人，蔚为壮观。特别是咸、同、光三朝历任湖北督抚大员和崇文书局主持者胡凤丹等人，即尊崇孔孟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儒士，这是晚清崇文书局的理学学术出版思想的直接动因。李鸿章在《设局刊书折》中云：“此次设局刊书，袛可先其所急。除四书十三经原注读本为童蒙肄习之书，业经刊刻颁行各学外，伏思《钦定七经》、《御批通鉴》集经史之大成，尤属士林圭臬。”由此可见，校勘刊刻理学经书和实用、日用之书系晚近崇文书局的出版文化思想。在李瀚章设局刊书的思想指导下，崇文书局随即给予回应。同治八年（1869），“今年春仲，成《资治通鉴》，冬，《钦定七经》工竣，梨枣之积，几于充栋。”事实上，晚清崇文书局存世始终，在刊刻书籍品种之文化表征上，钦定经书、理学书籍一直系其刻书品种之大宗。
经部典籍尤其是程朱理学虽然系儒家正统思想之核心，但其内在义理结构和字义考证与“症候式”解读，仍需要注疏、考据和诠释之学相辅相成。儒家经典诠释学亦有义理和实证（即宋学与汉学）两条路径，而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来诠释儒家经学，是乾嘉以来清代学术的基本底色。即便嘉道以来理学复兴，汉学依然并存不废，理学大吏、儒士“大抵菲薄考据，而仍以考据成业……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这也体现了清代学术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韧性和包容力。尊崇程朱理学的开明地方督抚、儒学名士没有因为过于强调程朱理学而偏废乾嘉之学，而是略有侧重或二者兼顾。尽管在文化理念上以经学义理为宗，但就其亲自参与晚清地方官书局的校勘刻书出版文化实践——善本之考究、校勘之精审的文化活态行为而言，他们无疑在践行考据之汉学。不仅如此，他们在遴选书目和刊刻书籍的品种结构上，亦为宋学、汉学兼顾。比如，张之洞《书目答问》“经部总目”下列“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小学”三类，如此分类，体现了“宋汉相融”的文化理脉。晚清崇文书局刻书品种结构中亦是宋学、汉学兼顾，如“经部”书籍除《钦定七经》、《春秋左传》、《四书集注》、《周易本义》等儒家经典外，还有儒家经典的诠释训诂之作如《十一经音训》、《左传旧疏考证》、《逸周书校释》，更在“经部”书目中专列“小学”目录，刊刻一批音韵训诂小学之作。
（二）致用为本，切于日用
在晚清理学复兴，尤其是湖湘、荆楚“经世致用”学风的长期浸润下，晚清理学家特别是洋务派大臣更具有“文化正统主义”和“文化实用主义”两副面孔，他们“一方面以‘正统主义’的方式固守着儒家的精神象征世界与道德理想世界，始终未放弃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思想原则与价值立场（‘守常’、‘不易’），一方面又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积极寻找契应时代的富国强兵之路，希望对传统做出温和的改造或渐进式的变革（‘求变’或‘变易’）。”这是其文化选择和文化价值判断的基调。诚如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提出的士子“读书-明理-致用”的“读书化人”逻辑：“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惟求人事，果能平日讲求，无论才识长短，大小必有实用……若读书，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亦不劳读书矣。”事实上，张之洞《书目答问》的选书标准即为：“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使其用……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混淆者不录。”“照得刊布经籍，乃兴学之要务，致用之本源。”由此可见其经世致用的文化实用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和学风在封疆大吏兼儒臣的文化权力阶层倡导下，将深切影响到一地域的学风和书局刻书出版理念。
晚清理学名臣、官绅“正统主义”和“实用主义”交汇的文化追求深刻影响了晚清地方官书局刻书的出版文化理念。地方官书局刻书品种起轫于“经”而落脚于“用”。即便是以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为主的新式地方官书局亦不例外，同、光时期，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集中了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外国学者和徐寿、华蘅芳等中国译才，其基本的翻译出版理念则以“用”为先，重在实用，“中国大宪已数次出谕，令特译紧要之书，如李中堂（即李鸿章）数次谕特译某书等”，“平常选书法，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书先为讲求。”张之洞在《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中云：“臣等海邦承乏，深惟治源，亟宜殚敬教劝学之方，以收经正兴民之效。此外，史部子部集部诸书，可以考鉴古今，裨益经济，维持人心风俗者，一并搜罗刊播。”“故弘奖文治之世，往往有官为之引导，且竭国帑以尽刻一切有用之书籍，或更召集知名者广求秘藏辑成之，嘉惠天下。”李鸿章在奏设湖北崇文书局的《设局刊书折》中除强调经学、理学之圭臬外，亦注重经世致用书籍的刊刻，“其余《说文》、《文选》、牧令、政治等书，亦皆切于日用”，李氏折中不仅列举了《说文》、《文选》、牧令、政治等日用书籍，更强调其流通性和振兴文教、礼仪教化的致用性。晚清崇文书局贯彻李氏的指导思想，“凡一切有用之书籍，补残而刻”，既体现了该书局刻书以“有用”为宗旨的出版理念，又反映了其贪多求全的文化理想。综观崇文书局刻书，以教化和实用为目的，多经籍、启蒙、应试、医学、舆图、地理、算学、防水患蝗虫等灾异书籍，以及日常生活用书，或端正人心、维护封建礼教；或经典诠释，供士子研读，以嘉惠学林；或科举应试之书，培育人才，等等。
二、校勘理念：求善而刻，精审校勘
在“奉旨设局”之前的地方督抚自发设局的文化自觉阶段，地方官书局刻书普遍重视督抚的“文治”和“名节”，具有鲜明的质量和品牌意识。此风在随后奉旨设局阶段的晚清地方官书局中延续和传承，竟成同光时期地方官书局刻书之特点与风气。这体现在校勘刻书方面，为保障校勘质量，晚清地方官书局普遍尊重考据之学的校勘方法，延请名儒士绅，考镜源流，精审细雠，嘉惠士林。
校勘贵在精选底本，择善而刻。清代校勘家卢文弨在其《与丁小雅论校正方言书》中云：“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附《劝人刻书》中亦云：“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刻书不择善恶，书佳而不雠校，犹糜费也）……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特别是在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过程中，金陵书局所刻《史记》表现为最。据该书局校勘家张文虎在精选底本、校勘《史记》过程中致曽沅浦宫保云：“《史记》向无善本，讹舛百出，而文虎蒲柳早衰，学不加进，常以不胜其事为兢兢。”同治八年（1869）三月，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致信张文虎、唐仁寿曰：
《史记》十表尚未刊就，又有四、五卷须重刻者,自难迅速峻工。鄙意但求雠校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校勘记若在十卷以外，便恐伤繁，能再求简约，一洗汉学家好多好详之习，乃为尽善，过多则阅者反厌苦矣。
张文虎《复湘乡相侯》云：
窃思《史记》传本承讹已久，无论本文，即三家注已如乱丝，不可猝理，近世大儒著书间有校正，不过就其所见，略出数条。但论本文，不及各注，今刊刻全书，只宜取旧本之稍善者……文虎等稟承此意，不揣弇陋，妄冀会合诸家，参补未备，求胜旧本。乃三年荏苒，刻鹄未成。人言实多，无以自解，伏读钧谕，但求校讎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仰见体恤愚蒙，特加慰勉，虎等敢不勉竭心力，期副盛怀。
曾氏的“但求雠校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的出版文化意识形态，不仅为金陵书局严肃的校勘刻书家张文虎、唐仁寿等人下了“定心丸”，而且成为晚清地方官书局刻书的重要出版文化理念之一，成为张文虎、唐仁寿等校勘学家的校勘实践指南，张氏精选《史记》底本，所参校的底本多达17种，汇合诸家精华，最终超越诸底本，成为版本校勘史上之典范。晚清湖北崇文书局践行这一校勘刻书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精选底本——求善而刻，不惜乎度支之繁费
晚清崇文书局刻书以“凡一切有用之载籍，补残而印，求善而刻，不惜乎度支之繁费也”为基本理念，注重精选善本为校勘底本，追求刻书质量。浙江官书局之“名刻”《二十二子》于光绪三年（1877）刻成。严苛的版本校勘学家俞樾在其《春在堂随笔》中云：“甲戌之秋，浙江书局谋刻诸子，购得《十子全书》一部。时余在吴下，从坊间假此书观之，乃嘉庆甲子重镌本也……然恐善本难得，姑就此本中斟酌取裁使之稍异俗本。盖其中如《荀子》用嘉善谢氏本，《淮南子》用武进庄氏本，尚不乖大雅。较其他之用明人圈点评本者，尚可节取也。”后经多方搜罗底本，求善而刻，不同的子书先后精选明世德堂本、孙氏平津馆本、华亭张氏本、明吴郡赵氏本、毕氏经训堂本、陈氏湖海楼本、卢氏抱经堂本、江都秦氏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明武陵顾氏影景宋嘉佑本、当涂徐氏本、西吴严氏本、吴氏景宋乾道本等作为底本，且该丛书“注重吸收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诸家整理和研究诸子书的成果，汇编了历代刊本中较有代表性的精校、精注本”，选目精当，刻印尤善，为时人称颂。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奏疏《设局刊书折》中要求崇文书局“经访觅善本，次第开雕。现在浙江、江宁、苏州、湖北四省公议，合刻二十四史，照汲古阁十七史板式，行数字数较各家所刻者精密。拟即分认校刊，选派朴学员绅悉心校勘，添募工匠，陆续付梓。”校勘古籍，重子底本之精良，五局合刻“二十四史”备有多种校勘底本，以便对照择优，选取善本而刻。俞樾云：“二十四史除殿版外，有汲古阁十七史本、明南北监版二十一史本。其单行之佳者，史记、两汉书、新五代史有明汪氏本，史记、汉书有凌氏评林本，后汉书有元刻本，南北史、新旧唐书各有合钞本，旧唐书有明闻人诠本，其间异同不一，应作校勘记附末。”晚清崇文书局所刻《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和《明史》即精选以校勘精审著称的汲古阁底本，刊刻而成。湖广总督张之洞珍视崇文书局校勘之善本，强调精选底本，如黄嗣艾所云：“今所藏者《大清一统行省舆图》，胡文忠公定本而文襄公所极珍视，随代易时移，能不抚山川之陈迹，缅前人之遗徽欤。余则有万县赵侍读尚辅之《湖北丛书》，初办书局诸公之《正觉楼丛书》，纯儒著作，孤本留遗，皆其选也。”该局首任经理胡凤丹垂范崇文书局“求善而刻”的出版文化理念，他一生喜好藏书、刻书，“古本有善者必倾囊购之，缥缃盈室，手自校雠无倦容……每购善本必探其源委而校勘之。”
（二）精校细考——考证宜确也，不缺则贻羞
晚清地方官书局刻书以底本精良、校雠精审而著称，堪称后世出版楷模。这得益于其精校细考、“但求雠校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的出版文化理念，而湖北崇文书局的严谨校勘风气与书局掌控者的理念垂范息息相关。比如，张之洞曾劝诸生要精选善本而读，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他不仅这样要求诸生，而且自己成书、成文亦非常严谨精审，“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劄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崇文书局首任经理张炳堃“以其暇兼持书局，一字一画，引据商榷，靡不详核，虽专司其事者逊谢弗如。”书局初创时，延聘湖北硕儒王柏心总校雠事，车元春、沈棠溪等地方名士分校雠事，经理胡凤丹对校勘工作提出了“考证宜确”、“不确则贻羞”的校勘指导思想和要求，强调“一字一画，引据商榷，靡不详核”，这成为晚清崇文书局校勘工作的基本理念。胡凤丹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他在总理崇文书局期间，校勘刻书以考证见长，他所汇编刊刻的《大别山志》、《黄鹄山志》、《鹦鹉洲小志》，“遇有传写之譌、附会之谬，必博稽群书，确有依据而悉衷于至当”，以致湖北江夏名儒张凯嵩在《鹦鹉洲小志序》中云：“能著成此书，其精审为生长是邦者所未逮，既服观察之勤，亦以益余之愧也。”在其身先垂范下，崇文书局初期刻书之校勘质量多有好评，如曾国藩云：“鄂局刻书，愈出愈精，为各局所不逮”，张之洞誉称崇文书局《退补斋诗存》刊本“追长兴之精研,刊麻沙之讹夺”，傅增湘赞“退补斋刻本”曰：“校定精审，出江浙诸局刻上，退补斋之名，至今学子多能道之。”当然，以胡氏一人之力，特别是在其离任之后，此校勘理念无法确保崇文书局刻本皆为校雠精湛之善本。
三、刊刻理念：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之长
晚清官书局居功至伟第一人曾国藩，为晚清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化理念树立了种种典范。他强调制度立局，并把自己的校勘刻书理念和出版文化理想传递给金陵书局提调，由提调牵头立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比如，他要求金陵书局提调周学濬等酌拟书价事宜，“核定张贴局门，使人共知工匠之殿最。赏罚亦请酌议条规，即庋板开刷等事均立章程，以便遵守。”在该书局的书籍刊刻环节，曾国藩主张选用优质刻书木板，改进传统的刊刻方法，提高印刷的质量品质。
一书在校勘成稿后，便进入雕版刊刻阶段，这个阶段的刊印工序比较复杂，“自定稿以至装订，其步骤十五，曰：选科（注：应为‘料’）、写样、初校、改补、复校、上版、发刀、挑刀、打空、锯边、印样、三校、挖补、四校、印书。”其中，写样、发刀、挑刀、印样等工序需要一定的技艺水平。雕版刻书，又称“长刀”，与刻其他零碎东西不同，“学长刀者习艺三年，进出师必备酒，从师者以十六七岁为宜，学艺初成，技未必老；二十至四十（岁）之间，最为出色。及至暮年，目力已衰，亦无足取。”在字体及其页面布局方面，清代刻本主要有宋刻本与写刻本两类，其中写刻本要求较高，“为学者、文人、私人藏书家所熟知并赞赏的写刻本，即软体字精刻本，在清一代雕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宋体刻本萌芽于宋代一种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刻印字体，明初时作了改进，到明正德年间基本定型，开始字形是方的，后来渐趋狭长，或如汲古阁的微扁，出现了以“横平竖直、横轻竖重”为基本架构的宋体字，并日渐规范化。如叶德辉所言：“世传明万历戊午（四十六年）赵用贤刻《管子》、《韩子》，已用今之所谓宋体字。想其时宋体字刻书已通行。然虽横轻直粗，犹有楷书风范。毛氏汲古阁刻十三经亦然。其他各种，则多近于今刻书之宋字。”宋体刻本雕刻的一般要求是：横平竖直，长字宜瘦，扁字宜肥，长字撇捺均宜硬，扁字撇捺均宜软。不问横之多寡，所空要齐整，竖和竖之间亦然。大小字夹写者，大字宜肥，小字宜瘦。
清初雕刻字体沿用明末，以横细直粗、横平竖直的长方体字为主。逮至康熙之后，有仿宋体和软体字两种字体并行，其中，仿宋体在清代刻本中较为普遍。它与明刻本之仿宋体有所不同，其主要特点是：笔画横轻直重，撇长而渐尖，捺拙而肥粗，右折横笔又粗又肥。道光之后，这种字体被称为“匠体”；另一种字体是软体字，又称写体。刻板前由名家或名刻工手书上版，字体优美活泼，有灵动感。同光时期，时人喜好肥、方之仿宋体字和清匀爽目之板式，曾国藩投其所好，参照殿本和毛氏汲古阁刻本，如曾氏致书方子箴刻印《十三经注疏》时云：
拟《十三经》皆仿照殿本另写，但不欲有剪裁伸缩之事。如有须订正之处，则别为《校勘记》附于每卷之末……前刻有《金陵书局章程》一册，言字体须方、粗、匀、清，若刻注疏，亦不外此四字诀。
金陵书局校勘家张文虎曾于同治七年（1868）二月向曾国藩出示“汲古阁刊本《乐府诗集》旧印本及阮文达《揅经室集》初印本，以为刻书板必须如此，盖其意不出‘方肥清匀’四字。”曾国藩对于刻书之字体及其页面布局提出了“方、肥、清、匀”的刻印要求，后成为晚清地方官书局对宋体刻本的普遍追求。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在致书局提调周学濬信中云：“仆尝论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方’以结体方整言，而好手写之，则笔画多有棱角，是不仅在体，而足在画中见之”；‘粗’则耐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匀’者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曾氏要求周学濬以此标准考量刻工，将刻匠“略分甲乙，上下其食”“既系长远之局，须请局中诸友常常执此四端，与工匠讲求，殷勤训奖，严切董戒，甚至扑责议罚，俱不可少。自然渐有长进。”曾氏的这种对于刻工之刊刻的苛刻追求，并不容易做到，张文虎曾云：“予谓‘清匀’二字最要最难，‘方肥’则从人所好。”特别是写样、发刀、挑刀、印样等工序，要做到“清、匀”，需要刻工熟练的经验和技术，然而在曾国藩的倡导和金陵书局垂范下，江浙之淮南书局、浙江书局及武昌崇文书局等地官书局皆追而仿之，“同时杭州、江苏、武昌继之。既刊读本十三经，四省又合刻廿四史。天下书板之善，乃推金陵、苏、杭。”
湖北著名刻工陶子麟在娴熟写刻宋体本基础上，改进字型，增加软体、变体字，不仅达到“方、肥、清、匀”的要求，而且使宋体字更加精秀雅观。比如，他为盛宣怀刻《常州先哲遗书》40种，所刻多为仿宋及软体字，“能刻仿宋及软体字者，有黄冈陶子林。如南浔刘氏嘉业堂之四史，刘世珩刊之金石契，及武进董绶经诸书均出陶氏手，为一时所称。”是年只有18岁的刻匠陶子麟于光绪元年（1875）为湖北崇文书局刊刻《李太白文集》、光绪初年，他以匠体字为崇文书局刻《变雅堂遗集》，践行“方、粗、清、匀”之标准，“以工影宋刻本名”，崇文书局于光绪元年开雕的《百子全书》与《常州先哲遗书》刊刻字体、板式和风格相比较，“从版式、字体、字型、字体大小、行距、行版、刀法、板型一一比照，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当为陶子麟本人、门徒或模仿陶子麟刊刻风格的刻工所为。胡凤丹主持崇文书局期间，雇佣手民所刊印字体，正文多仿宋字体，而经其校勘刊印的“退补斋刻本”，其“序言”或“后记”常用灵动飘逸的大软体字，字体和页面布局趋向美观和雅致。
四、经营理念：树立文化品牌，流传为本，平值售书
晚清时期的传统地方官书局以应战太平天国对正统儒家文化的摧残为契机，以振兴文教、恢复和巩固清廷正统文化统治秩序为己任，其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属性超越传统坊刻的市场属性，以前两者为先，后者为维持生存之辅助属性，秉承“文化与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出版文化理念。因此，在经营理念上，一是强调文化品牌与版权意识，传递精品出版物的社会效益；二是着眼于解决生存发展的生计，“平值售书”、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为基本原则，采用字小行密的板式雕刻，以节约纸张、降低价格，同时，采用不同的纸张，按纸张成本进行价格分层，以广惠寒门士子、学童及其他普通读书人。
（一）标明牌记，注重版权，塑造书局之品牌
在晚清时期传统官书局建章立制与追求校勘质量、创立文化品牌方面，曾国藩开创的金陵书局无疑为其他诸省官书局树立了典范。书局的牌记或戳记（类似今天的出版物商标）标注在所刊刻书籍的每卷卷末，或书籍封面、首页、底部，以显示地方官书局的功绩和主体责任，特别是那些精选底本、精心校雠、精心雕刻而成的书籍，更代表了一个出版主体（机构或个人）的文化能力、文化品味和文化品牌。较早创办的金陵书局以其精选底本、刻书品位、校勘质量著称于其他省官书局，因此，曾国藩为该书局厘定了一项制度：即所刊刻书籍须在每卷卷末刻上书局戳记，标明底本来源。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他致函书局提调周学濬云：“前此面商，前后《汉书》每卷之末一叶刻一戳记，云‘金陵书局仿汲古阁式刻’。昨见局版尚未添刻，请即饬令以后各卷皆须增刻，以前各卷可补者补之，不可补者听之。”此定例随后为各省地方官书局仿效。比如，福州正谊书局所雕刻清初理学家张伯行集解的《近思录》（14卷），扉页标注牌记“福州正谊书院藏版”，每卷之首页题“子朱子原编，仪封张伯行孝先集解，后学尹会一参订”，每卷末又刻牌记“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谊书局重梓开雕”，牌记下方还标注总校、分校者（各卷覆校、分校人不同），如“侯官杨浚雪沧总校、侯官张亨嘉燮钧覆校、闽县郭云珂玉潭分校、侯官陈为新咸臣分校”等，每卷版心则镌刻“正谊堂”，其版权和品牌意识可见一斑。湖北崇文书局早在其前身楚北崇文书局时期，乃至之前胡林翼开设的武昌书局，即在每本书籍之前或封底标注牌记或戳记，殆至崇文书局正式成立后，保留了这一传统，多数书籍仿效金陵书局经验，于每卷卷末处标注牌记或戳记。比如，同治七年（1868），崇文书局重刻婺源江永所集注的《朱子原订近思录》（14卷），该书版本来源为“盱眙吴公得王文恪公江右雕本重刻于袁浦，楚北崇文书局踵而刻之”，首页的牌记“同治七年楚北崇文书局开雕”，每卷首页题名“婺源江永集注，关中王鼎校次”。崇文书局之《近思录》刻本颇受张之洞赏识，“国朝江永有校注本，极精，近湖北局刻亦好。”地方官书局所刻书籍，在封面、扉页或每卷卷首、卷末之处标注的牌记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标明刊书年份；二是标注所刊刻之书局，彰显书局主体文化责任和文化品牌；三是标明底本来源和版权（开雕、重雕、重刊、翻印、影印等），方便读者选择，同时彰显其版权意识与文化责任。
（二）以流传为本，不以盈利为目的，平值售书
晚清时期，传统地方官书局所刊刻书籍以广为流布、嘉惠士林、振兴文教为本，书成之后“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而不以盈利为目的，因而定价从廉，平值售书。较早确立“平值售书”经营理念的近代出版家乃创设金陵书局的曾国藩，据《（同治）续纂江宁府志》云：“同治三年四月，总督曾文正公与弟今山西巡抚威毅伯刊王船山遗书，立局安庆。江宁收复，移局东下，初设于铁作坊，后移江宁府学之飞霞阁，延请绅士一人督理局事，提调道府一人佐之，并延四方绩学之士分任校勘，稽工匠之勤惰，遴长者授以事。书成，平其值售之。”金陵书局“平值售书”之理念深刻影响了其他传统的地方官书局之营销策略，如淮南书局于同治八年（1869）“盐运使方浚颐议设书局，整理旧存盐法志及各种官书残板，刊布江淮间耆旧著述，即延馆中士人至局校理。其经费仍于裁减成本项下开支。书成，平其值售之。”李鸿章期待崇文书局和其他四省官书局“俟各书刻成之日，颁发各学书院，并准穷乡寒儒、书肆贾人随时刷印，以广留传，庶几礼让同敦、嚣陵默化，以仰副圣主一道同文之至意”的要求，李氏这种“以流传为本、盈利为末、振兴文教”的指导思想之后成为湖北崇文书局的出版发行理念。
（三）以书养书，缩小板式，降低成本和价格
曾国藩在创设书局不久就提出了”以书养书“的经营思想，尤其是当晚清时期传统的地方官书局面临经费投入困境时。曾国藩设局刻书具有远大的雄心，宏大规划刻书品种和规模，但不久就陷入了经费短缺的窘境，“文正公后经费日绌，分校友人去不复补，应刻书籍亦苦无资。去年虽由提调范道禀，由藩库每年筹拔一千五百金，久涸之局仍不能舒展。”洞见力很强的曾氏早有预料，在他设局刻书不久，即积极推行降低成本、平价销售、以书养书的经营理念。由于以往的殿本书籍字大行疏，书版板式疏朗，眉清目秀，尽管阅读观感颇佳，但用板、用纸较多，成本高，耗资大，印行价格昂贵，不便于流传普及。“局本”刻书为降低成本、平值售书，以便于所刊刻书籍的流传，在一些非钦定经书刊刻中，采用便于读者购买消费，增加行数和字数、减少用板与用纸成本、降低价格的经营理念。同治六年(1867)十月十二日，浙江巡抚马新贻在《建复书院设局刊书以兴实学折》中云：“从前钦定诸经，卷帙阔大，刷印工价浩繁，寒士艰于购取。臣此次刊刻，略将板式缩小，行数增多。以期流传较易，庶几家有其书，有裨诵习。”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倡议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提议参照汲古阁十七史板式，“行数字数较各家所刻者精密”，以便穷乡寒儒刷印、购买。崇文书局刻书践行这种经营思想，在刊刻板式上行密字小，降低刻书成本，便于一般士人和寒门学子购买消费，比如，其所刊刻的“二十四史”之《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明史》便具有这这种版式特点。此种刊刻版式立意在于契合寒门学子的购买力，降低成本和书价，却竟为后世校勘版本学家所诟病。（江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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